束星北（1907-1983），我国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曾先后留学美国、德国、英国，师从爱因斯坦、爱丁顿等世界级大师。1932年9月，应聘到浙江大学任教，在此前后工作生活了近20年。他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和诲人不倦的精神，培育了李政道、程开甲等杰出人才。1978年他被国家海洋局一所聘为研究员，曾任中国海洋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海洋学会海洋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国家海洋局学术委员会委员、《海洋学报》第一届编委会副主编等职。

 

　　位于青岛鱼山路36号的老山大教师宿舍大院儿的门上，“束星北故居”的黑色牌匾赫然在目，而这似乎也是这位在青岛度过了最后30年岁月的公认的天才物理学家在这座城市存留的唯一印迹。7月4日下午，束星北的长孙束嵘从美国专程回到青岛，在母亲李涌和父亲束越新的陪同下，将爷爷的65件遗物史料捐献给了浙江大学。

 

　　这65件文物包括两本应用光学的研究论文；自制的合轴调整光具组及反光镜的组合；他曾经使用过的烟斗、放大镜、太阳镜、书籍以及对数表等等；还有17本日常研究和思考的笔记，密密麻麻的计算公式爬满了脆弱的纸张，为他在青岛度过的30年人生的持守写下注脚。

 

　　出席仪式的浙大副校长罗卫东说，束先生的遗物，帮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那个时代的那些人，他们所成就或致力于成就的那些事。他透露，浙江大学正在建一个档案馆新馆，“我们将把所有与浙江大学历史相关的人与事都汇集在这里，同时也会对许多前辈的后人做一些口述史，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更趋完善。我们对于一代科学家的精神和风范的纪念和传承，由此来体现。”

 

 

 

　　捐赠的笔记本

 

　　据悉，目前档案馆已接收了马一浮的书法作品、竺可桢的全部日记原本，还有“中国原子弹之父”王淦昌先生也把他获得的“两弹一星”的勋章原件捐赠给了浙江大学。

 

　　浙大副校长罗卫东：

 

　　他是浙大历史上的一个传奇 也是一代先师的典范

 

　　在4日的捐赠仪式上，浙大副校长罗卫东称束星北为一个传奇。“束星北在浙江大学校史中堪称一个伟大的传奇，每年校庆纪念日，当我们回顾浙大校史上那些作出杰出贡献的教授时，束先生的名字是一定不会遗漏的。这也是与我们的校园文化传统血肉相连的那一部分。”

 

　　作为分管校史工作的副校长，罗卫东接触到的老校友特别多，每次谈起束星北，大家对这位昔日的师长总有诸多怀想。今年是浙江大学校庆120周年，校庆中有一段视频，来自束星北当年的学生李政道先生，他亲笔写了一封信给母校，而在这封信中，他只提到了两个名字，束星北和王淦昌。王淦昌是国家“两弹一星”的元勋，他们两位同时也是惺惺相惜的挚友。在那封信中，李政道说，他这一辈子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就，主要源于束星北的教育和引导，是束先生把他对物理学的兴趣激发了出来。他还特别提到，束先生是如此爱才，当他感觉到已经不能再指导自己的学生时，就把他介绍到了西南联大，他是真正站在学生成长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罗卫东认为，束星北不仅是浙大历史中的一个符号，还是一代师风的典范。他说，直到现在，当年的学生们还会提起他们的两位“狂放”的师长：束星北和王淦昌在浙大物理学课堂上火花四溅的辩论，彼此互不服输，他们那种求是、求真、一丝不苟的学风，严谨的科学精神，至今铭刻于心。

 

　　在他的学生们心目中，束星北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他做人的纯粹性、认真性，在科学家中都是鲜有的。

 

　　束星北儿媳李涌：

 

　　“他知识渊博，什么难题到他那里总会迎刃而解”

 

　　一直将这些遗物珍藏在身边的李涌女士昨日告诉记者，前一晚她还在翻看这些笔记，看到为了节约纸张，老人当年是如何尽可能地将文字挤在一处，薄薄的一片纸双面书写，两面都力透纸背。而那些年，却正是束星北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即便如此，“他所想的还是如何能够为社会多尽一分力，多做一点贡献。”李涌说，“这是老人发自肺腑的话，像他这样一位博学多识的人，什么难懂的知识都能被他讲得深入浅出，什么难解的问题，到他这里总会迎刃而解，找到应对的方法，的确是应该多做一些事情的。”

 

　　而李涌并不知道，28岁即已成为名教授的束星北，曾经写下这样的话：“……自恃有大才，恨不能把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比下去。”他1945年造出中国第一台雷达，之后又做了一场 “原子弹理论”学术报告……他是有如此骄傲的资本的。

 

　　从1962年到1983年，作为儿媳的李涌始终陪在束老身边，她目睹了这位天才物理学家如何卷入了那场政治风暴：1952年，由于高校院系的调整，束星北由浙江大学来到当时还在青岛的山东大学任教。之后的20年，他的学术研究趋于停滞，被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彻底拖出了实验室。而即便是在当时的医学院最无事可做的时候，他居然开始研究激光针刺之法。

 

　　“许多次，他被迫转变专业研究方向，从头开始，可是每一次都是学一门精一门。”在李涌看来，这位长辈从来都不曾被击溃过，她甚至认为，在“文革”最激烈的阶段，束星北之所以能够保全自己少受一些肉体的折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的才能，大家都需要有这样一个专业的“技术通”随时来解决各种机械仪器故障难题。

 

　　1960年他被调到青岛医学院，不但千方百计上好课，还主动修好了许多当时在国内无法修好的进口仪器设备。他说：“看到国家贵重仪器的损坏，而我袖手旁观，是我良心所不允。”他的修理水平之高使他声名远播，驻军的雷达坏了也请他去修，他曾帮驻军审阅了高等数学的教材。他还提出写书计划，传授物理知识， 1965年完成了专著《狭义相对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