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书写一本中国散文诗发展史，耿林莽注定是个绕不开的名字。

 

    自1979年开始至今，耿林莽认为自己在散文诗领域做了三件事：一是散文诗创作，二是理论性文章，三是以“词话”的形式做了大量散文诗赏析。实际上耿林莽轻描淡写的“三件事”，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如今中国散文诗的面貌。

 

    在各种文学形式都亟需从废墟中寻找重建瓦砾的当口，耿林莽成为中国散文诗的垦田先驱；当散文诗在莺歌燕舞中奏响缠绵之音时，他又保持了惊人的冷静，提出“它（散文诗）不应是轻飘飘的，而是沉甸甸的”，将哲思与“现实的观照”引入了这种文学体裁的创作中；当中国经济与散文诗一同走向繁荣时，他却将创作焦点倾注于社会底层的每个角落，作品中每一个字间距都充斥着人文关怀。

 

    已度过91个人生春秋的耿林莽，对于自己散文诗的创作生涯，说起来却是千帆过尽后的风轻云淡——他自述散文诗是他自己离休后的“兴趣爱好”以及无法割舍的“精神寄托”，更自称自己只是一个“在油灯下编织草鞋的老人”。

 

    世间浮世绘的纷纷扰扰，从来无法打扰他的思绪；文学派别与荣誉的争论，从来无法入其法眼。夜静时，油灯之下，那个超然于世的老人，早已神游物外。

 

    一座等待喷涌的活火山

 

    早慧与晚成，让耿林莽的人生经历显得格外传奇。似乎真印证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老话，耿林莽的命途如同铺在狂风中的海面上，颠簸不平。

 

    1926年，耿林莽生于江苏如皋一个普通家庭。正值多事之秋，13岁那年他就成为了抗日烽火中的流亡者；17岁那年，又因为家庭生活所迫，被迫从高中退学离家。之后当过学徒、店员、银行职员、编辑的他，在颠沛流离中并未熄灭心中文学的火，先后在泰州的《新民新闻报》、南通的《江北日报》、上海的《文潮》月刊上发表了大量的小说、诗歌。他所写的诗歌并不拘泥于旧体诗的格律，贴近于清新的自由派诗歌风格，“现在回首，这对于我后来的散文诗创作提供了一种基础。”耿林莽说。

 

    耿林莽与青岛的最初邂逅也有着浓郁的时代色彩。据他回忆说，“1948年，我之前工作的《新徐日报》已经停办，但当时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国家需要我们这批新闻干部。我就和同事一起迁到济南等待重新分配。1950年，我被分配到青岛日报，任副刊编辑。”11年后，耿林莽又被青岛文化局调去戏剧研究室任创作员，负责传统戏曲的整编、修改和新戏剧的创作。

 

    虽然似乎一直干着与文学沾边的工作，但耿林莽明白自己与心爱的事业始终隔着一道墙——他把这些都称为“职务性工作”，且“那岁月很难有个人表达的空间与余地”。后来耿林莽又在动荡岁月里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成为“靠边站的人”，他用沉默掩饰着内心的汹涌，直到他遇到命中注定的散文诗时才得以释放。

 

    后来被誉为耿林莽散文诗转折之作的《我是一座活火山》就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我是一块冰吗？不，我是一座活火山。/岩浆在胸中沉然得久了，噩梦过去，冲出火山口。/枫树的叶子在生长，火的蝴蝶飞出来，汇成游泳着的冲击波。/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活力，那么多不肯凝固的喜悦。/它们全喷发出来，成为太阳的溶液，会唱歌的火——一朵朵不分行的散文诗。”

 

    “我与散文诗可以说是‘一拍即合’。”耿林莽回忆，1978年他到刚刚复刊的《海鸥》杂志社报到，两年后，作家柯蓝在青岛疗养期间，参加了青岛市文联组织召开的作者座谈会，在会上大力提倡散文诗，参会的耿林莽抱着尝试的心态开始了创作，没想到瞬间点燃了心中的灵感火山，仅在1979年至1980年就创作了20多首散文诗，受到了柯蓝的鼓励与肯定。

 

    那一年，耿林莽已经54岁，一般认识上那已经不是艺术创作的黄金时期了，但往后的30多年证明，这正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开始。

 

    从模糊到清晰 用深沉的意象观照现实

 

    在散文诗创作上，耿林莽认为，如果将他的散文诗分段，1979年到1980年创作的作品属于“模糊期”。“当时我对散文诗的理解相对粗浅，虽然创作热情很高，到现在看来那时的作品很稚嫩。”耿林莽说，当时创作的作品还是以“歌颂型”为主，不管是从技法还是从内涵上都显得比较粗糙。

 

    1981年，耿林莽参与了《诗刊》举办的“散文诗六人谈”，这不仅给耿林莽的创作带来了启发，也成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散文诗崛起的标志性事件。耿林莽在回忆这次经历时表示，虽然讨论的主体还是偏向于写作技法方面，但他已经开始对散文诗的抒情功能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审视。

 

    而第二阶段“觉醒期”则发源于1986年，一个“偶然事件”使得他的创作之路发生了重大转折。耿林莽回忆，当时中国散文诗学会在四川乐山召开会议，借由这次机会，他去往了西安、重庆、武汉以及诸多南方城市，真验证了那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沿途见识的事与物给予了他海量的艺术灵感。“说起来非常奇特，回到青岛后我发现自己的作品有了一份厚重感，有了一种忧郁的情怀。”耿林莽说。

 

    回到青岛后，耿林莽写就了《醒来的鱼》等兼备象征意义与现实意义的作品。“《醒来的鱼》的灵感来自于我在南方见到一个画有鱼图案的罐子，我感怀于我们的国家、民族，乃至于我自己，就像罐子上的鱼一般沉睡太久，是到了要觉醒的时候了。”耿林莽的这些作品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平实的叙事抒情格局，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耿林莽的创作走入了真正意义上的“成熟期”，文坛之所以称其为大家，也正是这段时期的作品充满了对于现实的高度关注和深刻的人文关怀。“对于人类的苦难与命运，是我这些年来一直所关注的。”耿林莽说，任何世界上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从苦难中汲取了营养，没有一个是由轻飘飘地玩技巧和单纯表现自我而成功的。

 

    比如2003年，当长江三峡大坝即将建成，开始大规模移民、拆毁沿江旧城准备蓄水之际，耿林莽写下了《荆楚诗魂》一组散文诗，担心自屈子李杜以降历代骚人墨客所描述的“两岸猿声啼不住”“哀高丘之无女”等三峡特有的自然人文景观可能从此消失，那些融入中华民族一代代人血脉里的“荆楚诗魂”也将在“江水中沉睡”。耿林莽将自己切身的痛楚嵌入了每一个字中，而这种充满哲思与终极关怀的创作观，也影响了后来的一代代散文诗创作者。

 

    摆脱派别之枷锁 他为散文诗定义

 

    以1918年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刊出的《卖萝卜的人》为起点，中国散文诗将在明年迎来100岁的生日。这个曾经的“文学小语种”，最终发展成与旧体诗、自由诗并驾齐驱的文学类型，过程中有太多的徘徊与曲折。

 

    在改革开放之前，文学“美”的属性被慢慢剥离，剩下的多是冷冰冰的说教，所以在文学刚刚“融冰”的时刻，耿林莽的散文诗创作强调对“美”的重塑，其中就包括文字之美与意象之美。

 

    但在各种文体百花齐放的后来，耿林莽发现大量散文诗有了陷入单纯“美文”的危险，背后的“意义“却始终缺席，而这种倾向还被广泛的认可——对于这种矫枉过正，耿林莽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尽管这些有些“超前”的观点在当时遭遇了不少反对声。

 

    他说，散文诗可以看作诗歌与散文的“变异体”，其在刚进入中国时就遭到了误解。“实际上，刘半农之后，郭沫若、冰心、巴金、周作人等一大批诗人、小说家都开始涉猎这种文学类型，但他们的参照系大多是在当时轰动一时的泰戈尔。”耿林莽说，泰戈尔的作品中风花雪月的元素尤其多，使得中国诸多创作者误认为散文诗天生就有柔媚的基因，是“小感触”，而非“大关怀”。

 

    更让耿林莽感到遗憾的是，鲁迅的《野草》虽然将社会性融入到散文诗，并创造了一个文学高峰，但这种创作理念并没有被延续下去。耿林莽再次充当了开拓者的身份，他愿意挣脱束缚去超越，超越别人、也超越自己。

 

    比如他作品中关注的个体，并不是那些时代的宠儿或者社会转型中的受益者们，而是把视角锁定在那些支撑着这个时代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却是容易被人们遗忘的人群身上。他在《仰望民工》中写那些城市的建设者们，“一条游不动的鱼/钻进马路边的窝棚/躺下汗水淋湿的/七尺之躯”；他在《乌衣巷》中写那些乡村留守老人，“伫立在小屋的门口”等待，犹如被风“磨瘦了站立多年的山”。

 

    “好的散文诗表现的人与物可以很小，但也要跳出物外，体现大的时代背景，所以我常说‘散文诗不应该轻飘飘的，而应是沉甸甸的。”耿林莽说。

 

    另外，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中，文坛对于“散文诗到底是散文还是诗歌”的问题争论不休，而耿林莽的理念可以说启发了几代创作者。“我认为散文诗本质上是诗，同时也是诗体不断解放的结果。”耿林莽为此进行了数十年缜密的理论研究，并提出了“化散文”的理念。近十年诸多国内重大文学奖项，也将诗歌评奖的范围扩为旧体诗、自由诗、散文诗三种，这也是学界对于耿林莽散文诗理论的最好肯定。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耿林莽的作品中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沉重感，“任何的国家和时代，作家、诗人都是那个时代的一根最敏感的触须。”耿林莽说。

 

    耿林莽小传

 

    耿林莽，笔名余思，1926年生，江苏如皋人。现居青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主席、中国诗歌学会理事、青岛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曾任文学编辑多年。1980年起以散文诗创作和研究为主，已出版散文诗集《醒来的鱼》、《散文诗六重奏》等10部，文学评论集《散文诗评品录》，散文集《耿林莽随笔》等。2007年获“中国散文诗终生艺术成就奖”，2015年获“首届鲁迅散文诗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