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史里的“超连”史

　　徐 坚

　　将近20年前的世纪之交，网络技术已经露出峥嵘之角，这一新技术可能给信息交流乃至社会文化带来的变化既令人憧憬，又夹杂着不确定性。术语“超连”就这样应运而生。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借用“超连”作为主题词，提出新方法和新公众议题。但这实际上是博物馆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

　　从真正意义的博物馆出现以来，通过各种手段和渠道，寻找公众、联系公众和代言公众就是博物馆的首要职责。在长达三个世纪的进程中，近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的种种改进和变革，几乎无一不是围绕这个主题；未来的博物馆还将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也就是说，这并非简单的技术带来变化的问题，博物馆人的回答自然也不应被花哨的技术表面迷惑，而是一如既往地深究博物馆对于公众的意义。

　　如果站在宏观历史的高度，我们会发现，博物馆史就是“超连”史。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中期，牛津阿什摩林博物馆和伦敦大英博物馆的相继开放揭开了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事业的帷幕。博物馆诞生之前，不同的伟大文明传统中不乏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和历史收藏，但无一不是服务于一家一姓的私宝，而博物馆则拥有此前从未有过的角色和任务。作为社会文化机制，博物馆的诞生没法简化到一条昨非今是的时间界限，相反，它是一个漫长的进程，哪怕是看起来最细枝末节、波澜不惊的改进，都有可能是博物馆迈向更多“连接”的努力。三个世纪以来的博物馆史就是博物馆不断地打破自身禁锢，拆除门槛，“连接”更多人群的历史。最早的大英博物馆仅仅面向举止得体的绅士开放，数道门禁几次三番地盘问，确定访客的“得体”身份后才能准予入内。19世纪初，普兰塔执掌大英博物馆后，才逐步取消身份检查。其他的人群——年轻的学生、劳工、女性，也是更晚才次第获得进入博物馆的平等权利。免费政策拆除了公共博物馆在可接触性上的最后一道障碍。

　　与拆除森严壁垒相映成趣的是，三个世纪以来，博物馆也通过添加和扩展的手段，主动实现更多“连接”。添加无障碍通道，是为了更好地“连接”行动不便者。开放时间的延长，甚至很多博物馆已经定期实施的博物馆之夜，是为了更好地“连接”朝九晚五的全职工作者。机场博物馆、车站博物馆和移动博物馆的设置，是为了更好地“连接”受到地理限制的潜在受众。

　　“超连”时代的博物馆也许会带来令人炫目甚至始料不及的变化，但本质上却是博物馆公共传统的延续。“超连”术语创造之时，博物馆人意识到网络和数字技术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造就无远弗届和永不落幕的博物馆。将近一个世纪前，当梅原末治和陈梦家搜寻流散海外的中国青铜器时，即使在获得古董商和收藏家不可或缺的支持下，仍然不得不舟车劳顿地挨家挨户登门拜访。而现在，这一切都可以端坐家中点击鼠标实现。3D扫描技术不仅解决了诸如敦煌、庞贝、查科等遗址博物馆在保护和开放之间的两难问题，也使观众可以清晰地放大、旋转展陈品，享受身处展厅之中的游客无法享受的便利。“超连”术语创造之时，即使是最具前瞻性的技术人士，也无法清晰预见到移动端应用如何改变今天的社会。正是通过移动应用，博物馆极大地拓展了自身的受众范畴。尤其是在中国，博物馆公众号的流行，大量年轻面孔涌现在博物馆就是明证。

　　然而，如果将博物馆的“超连”仅仅理解成新技术带来的新场域和新公众，则未免低估了博物馆人的连接观。博物馆的“超连”并不是技术的结果，相反，是技术的推手。尤其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博物馆运动中，如果没有心系更多公众，就不会出现全新的“连接”技术。这样，面对每一次技术性“超连”机会时，博物馆人就会本能地注意到“超连”背后的“不连”。技术层面上，“超连”越有力，就越强烈地抑制了无法连接的群体。因此，“超连”的价值是提醒我们不仅要关注聚光灯下，更要关注照射不到的暗角。博物馆里设置了供行动不便的观众出入的坡道，那么，其他不便的观众该如何连接起来？博物馆是否考虑过视障甚至色弱者？盲人是否就应该预置性地排除在博物馆之外？这成为多家博物馆近期尝试努力的方向。在移动端应用大行其道的今天，该如何连接那些不会使用和无法使用的人们？数年前，有爱心组织对那些不会网上购票，甚至没有电脑和智能手机的返乡民工施以援手，成为寒冬腊月里最温暖的亮色。“超连”时代，同样的问题也在考问博物馆人的心智和公允。

　　对于博物馆人而言，“连接”问题是“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因势利导，更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于承担。 

　　（作者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连接，让文物活起来

　　方 勤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超级连接”本身是一个网络术语，这充分表明了博物馆发展面临的时代背景。这个主题要求博物馆充分发挥自身的“连接”作用，探索“新方法”，更好地吸引和服务已经融入网络时代的“新公众”。

　　青年人是这个网络时代最活跃、影响力最大的群体，能否满足青年人的需求也是博物馆未来几十年发展的关键。以2017年的文博探索类节目《国家宝藏》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国家宝藏》官网的访问达19亿人次，其中90%以上为年轻人。在网络投票的环节，年轻人也是主要力量。这表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吸引年轻人的养分。在对湖北省博物馆的越王勾践剑、曾侯乙编钟、云梦睡虎地秦简三件国宝的投票中，云梦睡虎地秦简竟然排名第一。貌不惊人的云梦秦简，1155枚、4万余字的法律条文，证明中国人法律意识的源远流长。这个此前默默无闻，在今天看来有点高冷生僻的文物，竟然拨动了许多年轻人的心弦。可见年轻人不是不喜欢文物，而是博物馆的文物以怎样的方式连接到他们。

　　曾侯乙编钟就是最好的例子。到今年它正好横空出世40年了，从编钟出土之日起，湖北省博物馆最为关注的就是如何让这套珍贵的乐器真的可以演奏出乐曲来，所有围绕它的保护都是建立在对编钟音乐功能的充分研究之上的，包括为了保护它而进行的复制也一直伴随着对中国青铜铸造工艺的研究。现在观众对于到博物馆听千年前的古代乐器演奏古曲早已司空见惯，可是当年用“演奏”加“科学报告”这种“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形式展示孔子时代的编钟及其工艺，是首创。如今湖北省博物馆拥有专门的编钟演奏厅和一支专业的编钟乐团，以曾侯乙墓出土乐器为基础，创造出一台古乐器演奏会，每天吸引海内外观众排长队入场观看，平均每天演出3至4场，一年至少上千场，几乎场场都满座。

　　这是博物馆的超级连接功能的真正体现，通过对文物内涵的充分开掘、辅以专业的工业设计，最终以艺术品的形式呈现给大众，这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让文物活起来。成功复制的编钟以展览、展演等多种艺术交流形式，多次参与对外文化交流，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作出了特殊贡献。外国观众对编钟的欣赏、喜爱及赞叹甚至超出国人。美国著名慈善家肯尼斯·贝林来参观博物馆，立即被编钟所震撼，请求复制一套运往美国，作为在美国揭幕的一家博物馆“最大的亮点”。2014年，博物馆在俄罗斯举办了馆藏商周青铜器特展，吸引了当地众多中小学生参观，这些孩子们还创作了很多绘画作品，其中编钟是最重要的主题。

　　2017年12月，石家河考古遗址获得了“世界考古论坛·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奖，它以一大批蕴含文明信息的代表性遗存把距今5000年到4000年前后的荆楚历史解释得越来越清晰，加重了这一区域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格局中的特殊地位。还有苏家垄遗址，今年入选了中国社科院评选的“2017年六大考古发现”，这里出土的1000多件青铜器、冶炼遗址和“金道锡行”的铭文，都可以解释曾国出土的青铜器为什么那么多、编钟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精美。相比这些学术上的意义，观众的好奇心和时代的精神渴望是更为重要的出发点。湖北省博物馆的大多数文物都是在建馆之后的考古发掘中积累的，以石家河为代表的史前文化、以盘龙城和曾侯乙为代表的青铜文化既可以引导专业领域的话语权，又能够生产、参与、塑造文物之外的众多议题，关键在于把最新的研究成果融入文物的展陈中。

　　当然博物馆更应做好与新的传播方式的连接。现在各行各业都在运用“互联网+”的策略，博物馆理应做得更好。通过“云观博”AR智慧系统，观众不仅可以观看展品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还能够进行互动。博物馆刚刚完成了新一轮的扩建，但无论如何，展陈空间总是有限的，只有智慧博物馆才会是一个海量的知识信息库，可以更大地发掘藏品的文化内涵。

　　我有空就会去博物馆逛一逛，很多人第一次来也许就是来看编钟等镇馆之宝的，但很快他就会对别的文物产生兴趣，屈原笔下瑰丽的楚文化有着永恒的影响力，这正是博物馆与民众最大的连接。 

　　（作者为湖北省博物馆馆长）

　　　　　　

　　“博物”来到公众身边

　　魏 峻

　　“超级连接”一词由加拿大社会科学家昆—哈斯和威尔曼于2001年提出，指的是人与人、人与机器之间在网络化组织或社会中的多样性交流方式。当今世界，超级连接越来越成为公众相互沟通的常见方式，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博物馆也日益与这种交互方式相适应和融合。作为博物馆人，我们认为现代博物馆不应满足于社会连接产物的被动地位，更应该积极成为超级连接的构建者。

　　博物馆是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的非营利组织。由于自身功能和定位的需求，博物馆与藏品、展览、科技、观众、社会之间必然存在各种各样的连接关系。同时，博物馆公共性和现代性的基本属性，又要求博物馆具有延展性，能够为谋求更好发展而创造出独特的连接关系。这就需要博物馆运用新理念、采用新方法或者使用新技术，以创新之道吸引新观众，以便更好地实现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服务社会、服务公众的作用。

　　近年来，广东省博物馆提出并实践的“无边界博物馆”理念，是通过超级连接，探索博物馆角色拓展和社会效益最大化的一种尝试。所谓“无边界博物馆”，就是强调在做好博物馆馆舍内的展览、教育、服务等具体业务的基础上，大力推动博物馆走出馆舍，走向大千世界，让博物馆服务不再受限于固定的展厅和固化的活动，而是主动走入社会，把博物馆的业务和服务送到社会公众的身边，让博物馆变得触手可及。

　　现代城市中有很多人流密集的专有空间，如地铁、机场、商场以及学校等。2015年开始，广东省博物馆以现代传播学的相关理论为指导，不断将博物馆的资源和服务向这些城市专有空间推广，借助其人流优势，创造博物馆与公众的新连接。博物馆与广州地铁合作，把为期三个月的“千年海丝 文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展”送到了地铁广州塔站，运用文物展品、知识图板、大型灯箱、3D场景等呈现方式，把2000平方米的地铁站场打造成每天开放16小时的“超级展厅”。通过与少年宫的合作，将小朋友眼中的“海上丝绸之路”以手绘画的方式装饰出三趟地铁文化专列。三个月的展期，让296万市民在日常出行中，潜移默化地感受到了博物馆和传统文化的魅力。南京、成都等城市的地铁中随后出现的博物馆专列和宣传教育活动，将更多的城市、公众与博物馆紧密联系起来。

　　2017年，广东省博物馆开始关注机场中旅客的文化休闲需求。博物馆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签订合作协议，首次将博物馆的展览和教育活动延伸到机场。在白云机场全新开放的3300平方米的“丝路”主题公共艺术空间——“海天走廊”中，推出“牵星过洋：广州海贸传奇”展览。展览将空间设计、三维触屏等技术手段与文物展品的艺术呈现相结合，以突显文化的多元与对话。艺术元素和文化服务进入机场公共空间，强化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是博物馆与交通运输行业在提升城市形象、拓展文化服务以及打造自身品牌方面的积极尝试。6个月里超过90万人次的参观量也为城市和博物馆吸引了更多喜爱中国文化和艺术的潜在观众。广东省博物馆顺势而为，与白云机场合作在T2航站楼开设了两处广东省博物馆体验馆，通过展览、互动活动、非遗表演和文化创意产品向旅客传播历史和文化知识，擦亮岭南文化名片，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

　　广东省博物馆还以开放的心态去关注并积极参与大型购物中心的艺术化趋势，我们把“文物动物园——儿童专题”展览送进大商场。在文物展示之外，通过设立智力热身区、神兽竞技场、萌宠领奖台等多个互动区域，增强展览的趣味性，深受家庭观众和青少年的喜爱。

　　在积极探索城市专有空间中博物馆与公众新连接的同时，广东省博物馆坚持实施14年的流动博物馆项目，把展览和教育项目送到学校、军营，送进海岛、瑶寨，送入机关、企业等地。每年300万人次的流动博物馆受惠人群，也在博物馆和社会公众之间架起更加通畅的沟通桥梁。

　　对博物馆而言，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和展示是主业，教育、研究、欣赏是目的，这些都是应坚守的根基和正道。同时，在充满新挑战和新机遇的时代，博物馆也应积极探索创新之道，通过各种新举措和新方法，围绕博物馆构建与社会、与公众之间的超级连接，尽快实现中国博物馆事业的跨越式发展。打破“空间边界”并主动向社会投以更多关注，是博物馆从自身出发、从社会需要出发，不断拓展新观众群体并实现超级连接目标的一种积极态度。从固定场域走到公众身边，让每个人可以随性感受博物馆，随心体验博物馆，在不期而遇中享受历史、文化或艺术之旅，这也应该成为公众阅读博物馆的另一种方式。

　　现在，博物馆行业常把“我不在博物馆，就在去博物馆的路上”当成对观众群体的一种希冀。作为“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或许未来我们的行业理想更应是“即使没到博物馆，博物馆也在我身边”。

　　（作者为广东省博物馆馆长）

　　　　　

　　交流互鉴永不落幕

　　黄晓枫 杜 康

　　近日，一篇文章引起大家的讨论——由于国内的动荡，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一批来自蒂拉丘地等地的重要考古发现的国宝级文物，从2006年至2017年一直在欧美、日韩、澳洲等世界各大著名博物馆巡展。2017年3月这批宝藏来到中国，在故宫博物院展览，展览结束后原计划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展出。但芝加哥大学意外取消了展览安排，于是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就联系国内的文博机构继续展出这批文物。对于阿富汗国宝在中国“避难”这件事，中国网友第一时间都表现出了温暖的情怀，欢迎它们在中国多展些时间。

　　是啊，博物馆本来就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在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具有特殊作用。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5月6日，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的支持下，成都博物馆联合阿富汗国家博物馆为这批文物举办了“文明的回响：来自阿富汗的古代珍宝”展。故宫博物院展览时，名称叫“浴火重光”，关注的是这批文物历经劫难保存下来之非常不易，它们到敦煌展览时，名称为“丝路秘宝”，侧重的是阿富汗这一区域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作用。成都博物馆展览时名称定为“文明的回响”，更重视公元前300年至公元500年阿富汗的历史文化所反映的文明交流，是从当时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和广度来审视这批来自阿富汗的古代文物，希望观众通过展览中的每一件文物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古代世界，看到那个时代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

　　这个视角并非牵强附会，是建立在一批专家对这些珍贵文物的考古发现的研究基础之上的。作为与中国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早在2000多年前，阿富汗与四川就进行过早期的商业贸易。张骞出使西域各国，在今阿富汗北部见到的蜀布和邛竹杖，就是这一友好往来的见证。2000多年后的今天，成都博物馆引进阿富汗历史上遗存下来的珍贵文物，向公众展现出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3世纪波斯文明、印度文明、草原游牧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汉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画卷，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展出文物中有来自蒂拉丘地的大量黄金饰品，这是大月氏人作为草原游牧民族的典型特征。盘羊形金饰用于联结在王冠顶部，虽然体量很小，但造型准确生动，体态硕壮，毫毛毕现。五花式金冠由作为基座的金带与其上相连的5个树形金饰组成，树上有六瓣花形装饰，花瓣上系有圆形金饰片，工艺繁复，光彩夺目。观众对这些文物的喜欢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但我们也强调了蒂拉丘地出土的三枚连弧纹汉式铜镜，这是张骞出使西域后丝绸之路东西贯通的证据，说明汉朝商品远销到西域各国，汉文明开始向西传播。

　　贝格拉姆城址出土的文物是当时强大的贵霜帝国强大发达的贸易所留下的证据。展品中数十件象牙雕刻就是印度文明的精华，站立在摩羯鱼上的恒河女神雕像、线刻门龛下的乐女与舞女图案饰板、雕成象首形状的家具足部……不过我们会引导观众关注大量来自地中海沿岸精美文物，比今天最精美的玻璃器皿都要令人神往的双耳透明玻璃杯、鱼形玻璃瓶等玻璃容器，这些珍贵的奢侈品是从罗马帝国东部通过陆上或海上丝绸之路的远途贸易到达贝格拉姆的。当然在贝格拉姆城还出土了一些并不常见的漆器，从工艺和纹饰而言，它们均来自汉朝，有专家甚至认为很可能就来自四川的蜀郡或广汉郡。

　　由于文物所涉年代跨度长、空间范围广，普通观众其实并不易区分出不同的文明影响，这就需要策展人想出更多的辅助手段，尤其是利用表格和地图将纷繁复杂内容简单化，将抽象难懂的内容形象化，很多知识点甚至需要专家来画龙点睛。在3个多月的展期里，成都博物馆见缝插针邀请到国内知名专家举办了与阿富汗考古、中亚历史文化、丝绸之路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有关主题的公开学术讲座共11场，实现了知识链接的最大化。

　　如今展览结束了，初步统计，参观总人数达50余万人次，这是该批阿富汗国宝从2006年开始全球巡展以来，参观人数最多的一站。不少外地观众从北京、上海、福州、西安、重庆等地慕名前来，甚至还有台湾同胞特地乘机至成都参观展览。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次展览实现了多个平台的拼接。 

　　（作者为成都博物馆策展人）

　　制图：蔡华伟